十六国后期，石窟寺在河西地区及陇东兴起，如5世纪初开凿的武威天梯山石窟，在第1、4窟剥出壁画中的北凉菩萨像，发辫垂搭于后背及双肩上，脸庞浑圆，细眉上挑，大眼尖鼻，双唇较厚。披巾从身后前绕双臂下垂。宽肩细腰，胯部扭向左侧，表现出优美的体态。下身着紧身长裙，左手上举，右手下垂持净瓶。这种形象颇有西域情调。

年代略晚于天梯山的张掖金塔寺石窟塑像均面相浑圆，体形雄健，形象古朴。佛身着袒右式或通肩式袈裟，菩萨袒露上身，下身着贴体长裙，衣纹用阴刻线或泥条式表现。尤其是体态笨拙的飞天，舒展双臂，作凌空飞舞状。

甘肃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题记，是现存唯一的十六国纪年石窟。第6龛主尊为无量寿佛，左侧为得大势至菩萨，右侧为观世音菩萨。即西方三圣。佛像面相浑圆，细眉大眼，双肩宽厚，身体雄壮。外披袒右式袈裟。双手施禅定印。菩萨均头束高髻，长长的发辫垂于肩上，脸庞丰圆，颈下戴项圈，身体修长。上身斜披络腋，下身着裙，叉足立于莲台上。

二、北朝时期佛教雕刻艺术及其演变

北朝时期，可以分为北魏平城时期、洛阳时期和北朝晚期(即东西魏、北齐、北周)三个阶段。

北魏平城时期以云冈石窟为代表，洛阳时期以龙门、巩县石窟为典型，北朝晚期则以邺城(河北临漳县)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为代表，其特点是皇室、高僧为主导开凿的石窟寺，他们能够集中国家的财力，选用最优秀的雕刻艺术家来进行，因而代表了当时石窟寺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和流行风尚，并且引领时代着潮流，成为周边地区开窟造像所效仿的楷模。

由于时代的发展，佛教雕刻艺术也在不断演进和变化，这里既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也受统治者政治因素的影响，当然还有地域的因素。

1、北魏平城时期

      公元398年，北魏太祖道武帝由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开始了近百年的平城时代。

      在北魏统一战争过程中，各地区大量的财富以及人口聚集到了平城，使其成为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佛教的中心。特别是有开凿石窟传统的凉州佛教的输入，使魏都平城的佛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魏和平初(460年)，文成帝恢复佛法后，在凉州禅僧沙门统昙曜的建议下，开始了云冈石窟的雕凿。云冈大型洞窟的开凿一直持续到北魏迁都洛阳。云冈石窟对中原北方地区石窟寺的开凿，无论是洞窟形制，还是造像样式和造像题材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因而被学术界称之为“云冈模式”。

云冈石窟的开凿历史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共有5个窟(第16-20窟)，位居在云冈中部偏西。这就是《魏书·释老志》所记北魏和平初至和平五年(460-465年)由著名禅僧沙门统昙曜主持开凿的，俗称“昙曜五窟”。洞窟东西毗邻，平面马蹄形、穹窿顶。值得注意的是：北魏皇权与神权的结合，即视皇帝为当今如来 ，构成了平城时期佛教的特色。 “昙曜五窟”所雕三世佛中正壁佛像高大雄伟，占据大部分空间，两侧佛像形体较小。学术界认为正壁佛像分别象征着北魏道武、明元、太武、景穆和文成帝。显然昙曜特别强调“令如帝身”的主尊形象崇高和伟岸，洞窟形制也象征着游牧民族的穹庐样式，可见昙曜对洞窟的构造和主尊像设计是用心良苦的。

       云冈石窟开凿的第二阶段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即中部第5-13窟和东部第1-3窟。开凿年代约在北魏迁都洛阳前的孝文帝时期(471-494年)。有成组的双窟和模拟汉式传统建筑样式洞窟。雕刻富丽、造像琳琅满目是本期的一大特色。

       造像特点：佛和菩萨身体魁伟,身着通肩袈裟或袒右式袈裟。既有衣纹厚重的犍陀罗造像风格;也有衣纹单薄贴体的秣菟罗造像风格。菩萨斜披络腋。飞天一般上身袒露，下身着裙，姿态笨拙。到这一时期的后段，受南朝汉式风格造像的影响，佛像出现了褒衣博带式袈裟的新型服饰;菩萨出现披巾交叉于腹部的披戴样式;飞天出现上身着对襟短上衣的服饰。

在平城云冈石窟的影响下，其他地区石窟也出现了与云冈造像相似的佛教艺术雕塑，如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

2、北魏洛阳时期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534年至北魏灭亡。这一时期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佛教中心亦由平城转移到了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带动了洛阳周围其他石窟寺的开凿，如巩县石窟寺、鸿庆寺石窟等。这一时期中原北方地区石窟的开凿也进入了高潮，石窟地点遍布各地。

北魏洛阳时期造像的特点

      佛、菩萨、飞天均演变为面容清瘦，双肩下削，身姿纤细，重在表现人物神与骨的“秀骨清像”形象。传统的袒右式袈裟和通肩袈裟基本消失，身穿汉族士大夫褒衣博带式袈裟的佛像成为主流。菩萨身披交叉于腹部的披巾，出现披巾于腹部交叉穿环的样式。飞天披巾在身后呈尖环状向上飘扬，双腿一前一后，下身的长裙裹住双足。这种样式来源于南朝造型艺术的影响，它的流行是拓跋鲜卑模拟南朝制度、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的具体表现。 最为典型的是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

3、北朝晚期

       公元534年，洛阳北魏政权灭亡之后，北朝的统治中心分别转移到了邺城和长安。

       北朝晚期大体承袭了北魏时期，主要流行三世佛，释迦、释迦多宝、七佛、维摩居士和文殊菩萨等题材。但三世佛的组合方式出现明显的变化，作为未来佛的弥勒主要是佛装倚坐姿弥勒，表现了弥勒下生、龙华三会的形象。同时出现以佛装弥勒为主尊的三世佛。这表明民众对于弥勒的信仰由决疑的交脚弥勒菩萨逐渐转化为普渡众生的佛装弥勒。在石窟寺中出现了新的题材，如大幅西方净土变。

      东、西魏时期：造像形象主要承袭了北魏晚期秀骨清像的特点。但开始出现表现形体丰满的迹象。

     北齐、北周时期：佛、菩萨等人物造型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改变了前期秀骨清像的样式，流行人物丰腴健壮的体态。这种形象并不是北魏前期身体硕壮样式的简单重复，而是侧重于表现人物肌体的丰满圆润。这一时期，造像服饰出现显著的变化，佛像由褒衣博带转变为通肩袈裟、袒右式袈裟或双领下垂式袈裟，裙摆很短，无偏衫，衣纹简洁、单薄贴体。

北齐造像以响堂山、天龙山为代表，青州龙兴寺北齐单体立佛像展现“曹衣出水”的风貌，则别具神韵，这种样式应来源于印度秣菟罗造像风格。菩萨上身袒露，下身着裙，长裙外有穿齐膝短裙，飞天大都袒露上身，下身着裙，露足。

西部地区佛像也多着通肩袈裟、袒右式袈裟，菩萨均着长裙，披巾多垂于腹膝部二道。飞天也多露双足。

专家简介：李裕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浙江桐乡人，北京大学考古系汉唐考古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汉唐考古与佛教考古的研究工作。先后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和《Orientations》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古代石窟－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丛书》、《山野佛光－中国石窟寺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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