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勘误，重发。
《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摩崖外观
2014年笔者搨碑现场
原碑搨本
硅胶翻模本之一
翻模本之二
原碑搨本与硅胶翻模本局部对比（上图为原碑搨本，下图为硅胶翻模本）：
「漢」
「令」
《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考释
张驰
东汉时期，刊石立碑之风盛行，相比前汉，留下了数量颇为众多的刻石文字。近年来，由于民间文物保护者的积极参与，一些东汉时期的摩崖刻石陆续被发现。位于甘肃省张家川县的和平元年《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便是其中的代表，该摩崖刻石，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笔者不揣浅陋，迻录碑文并略作考释，以求抛砖引玉。
《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下文简称《刘福功德颂》）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城东二十五公里处的恭门镇河峪村，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造。刊于坐北朝南的石壁上，呈不规则长方形，纵一三〇厘米、横一〇二厘米，崖面粗糙，中下部脱落。阴刻隶书，凡十五行，字径六厘米。原碑每行五至十七字不等，共计二〇三字。现残存每行三至十四字不等，可识别者一一四字，存疑者一九字，脱落不辨者七十字。刻石内容系当地吏民为故汉阳太守刘福所刊功德颂，录文如下：
【额】
汉
【正文】
和平元年岁庚寅□□□□□/
故汉阳太守，刘君讳福字伯寿，赵□□□也。/
其先汉景帝少子，封昴毕野，君□□□浮□/
令，幽州刺史，所在有济民之□□□□宽仁,/
有虑深远之筴，藻尔难迨，□□□□□遵，萌/
忿瑕荒之不柔，数离怨旷□□□□□不修，/
乃睠西顾，命君守之，于是□□□□□□□/
术怀远人，岁豊靖而有□□□□□□其后/
吏民追思渥惠□□□□□□□□□□□/
伊君德，洞绝旅，播□□□□□□艺以怀远/
，合功实配往古，勒□□□□□□□□□，唯/
□□□子/
公素俭约/
财费因邽/
陇赵亿建造/
刘福其人，史传不载，据碑文可知其为汉景帝少子刘舜的后裔。景帝中“五年夏，立皇子刘舜为常山王。”[1]常山郡，原名恒山郡，高帝三年（前204年）置。吕后执政时期，前188年，置恒山国。前180年，吕后卒，恒山国废为郡。文帝元年（前179年），因避文帝刘恒讳，更名常山郡。景帝中五年（前145年），复置常山国，以刘舜为常山王。碑文中“封昴毕野”，即《汉书·地理志》中所载：“赵地，昴、毕之分野。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2]即言刘舜出封之地常山国属赵旧地。关于刘福的籍贯，第二列碑文第十三字似为“赵”字，结合残留碑文上下文分析，或是赵国之意，即至刘福这一代，已为赵国下属某县人。
刘福在赴任汉阳太守之前，先后任浮□令，幽州刺史。刘福所在的赵国，属冀州刺史部，故其起家的第一个官职“浮□令”，极可能是赴同属冀州的渤海郡浮阳侯国出任。刘福任职汉阳郡守的时间在和平元年之前，且吏人刊铭当在其去任后不久。考史料所载顺帝、桓帝之际的汉阳太守，汉安二年（143年）“夏四月庚戌，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当）〔何〕羌于参䜌。”[3]知汉阳太守时为张贡。永憙元年（145年）“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校尉。”[4]知其转任护羌校尉一职。而145年至150年间的汉阳太守史书阙载，刘福领太守事或正在此时，试浅述如下：
顺帝永和五年（140年）西北爆发了且冻、傅难种羌的反叛，并最终演化为东西羌联合的大规模叛乱，时间持续长达六年之久，直至永憙元年才完全被平定。史载“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徵。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于是东西羌遂大合。”[5]这场源于并州刺史来机、凉州刺史刘秉等人“到州之日，多所扰发”[6]施政苛暴不当引起的羌乱，使得自东汉以降，西羌叛服无常，兵燹频仍的陇右诸郡县，民生凋敝，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碑文中“□□□□□遵，萌忿瑕荒之不柔，数离怨旷□□□□□不修，乃睠西顾，命君守之，于是……”的记载，便从侧面印证了当时颓败不堪的社会现实状况。
由于来机等人赴任之后，未从大将军梁商“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敌，忍其小过”[7]的告诫而导致的这起叛乱，使得朝廷对于后续西部边郡官吏的选任，必然更多地要从其以往施政宽仁的角度去考虑，刘福从幽州刺史转任汉阳太守，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从碑文“君□□□浮□令，幽州刺史，所在有济民之□□□□宽仁,有虑深远之筴，藻尔难迨。”可知其为官宽仁、谋事深远，深得百姓爱戴，有良好的政声。陇右羌乱初定，人心思安，朝廷此时选任其为汉阳太守，可谓官得其人。而刘福下车之后，亦不负朝廷期望，政绩斐然，正如碑文所云：“术怀远人，岁豊靖而有□□□□□□其后/吏民追思渥惠……。”
汉
阳郡，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由天水郡改置，治冀县（今甘肃甘谷），领冀、阿阳、陇、上邽、西等共十三县。张家川，为陇县故地，是关中西进陇右的重要门户，著名的陇关道横亘其境内。刻石所在的恭门镇，位于关山西麓，是陇关道上的重要节点，从碑文“伊君德，洞绝旅，播□□□□□□艺以怀远，合功实配往古”来推测，刻石的建造初衷应与刘福任汉阳太守时缮治陇关道有直接的联系。考从陇县固关镇出发向西翻越陇山抵达张家川恭门镇的陇关道一段，大致有南北两条线。北线从固关镇向西北行，经上、下关厂，沿千河的支流后河到达后河上游，经秦家塬到白石窑，再折向西南翻越皇家坡梁头，抵达天河的上游羊肚子滩，然后再沿天河的支流大河向西南继续蜿蜒行进，经张风台、石爷庙，过《刘福功德颂》摩崖刻石所在的河峪村，最终到达恭门镇。这条道俗称古道，开通较早，为秦人当年翻越陇山，放牧转场的重要通道。南线从固关镇西南翻越陇山，经佛爷崖、三桥、老爷岭到达马鹿乡下山，再折向西行经阎家乡，至恭门镇。这条道开通时间较北线要晚，且海拔较高，地形险峻，但至今仍然沿用。依据《刘福功德颂》摩崖刻石所在地理位置，再结合碑文的记载，可推知刘福当年“洞绝旅”之举，应指缮治疏通北线一事。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刘福任汉阳太守时，北线早已弃置不用，或虽仍有通行但道路并不顺畅，并非主要孔道；二是作为主要通道的南线在当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短期内无法恢复，导致无法通行，只能重新启用北线。如前文所述，永和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举兵反叛之后，大肆寇略，甚至危及京师安全，而连接陇右与关中的陇关道，自然也会波及，史载“且冻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南线阻隔，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见图一）关于道路缮治的财物费用来源，碑文中有“财费因邽”之说，“邽”即“上邽”的省写，说明相应的财费均由上邽县提供。作为汉阳太守的刘福主持凿通位于陇县境内的道路，财费不出自陇县及汉阳郡府库，反而由上邽县提供，这个问题还需深入探究。或说明经过大规模羌乱之后，汉阳郡下属各县，唯有上邽县廷库较为富裕，且重新开通北线，亦直接与上邽县东出陇山有关。而从北线向西南行，经恭门镇，沿天河、樊河继续西南行进，过新城乡，抵清水县，再向西南沿牛头河前行，便可一路直达天水市即上邽县。另外，2014年在恭门镇城子村古城遗址一带，曾出土过一批秦汉封泥，其中有 “上邽丞印”秦封泥，为迄今仅见，该封泥略呈圆形，直径约2.5厘米，印面呈正方形，尺寸约为2×2厘米，有田字界格。该封泥的出土亦从侧面说明了秦汉以来，沿陇关道，上邽县与此地频繁往来的历史事实。
摩崖最后落款“陇赵亿建造”，“陇”即“陇县”，赵亿其人史书不载，有学者认为，该赵亿与东汉名士，著名辞赋家西县赵壹为同一人，然籍贯与名讳均不相符，此说法似有牵强附会之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延熹二年（159年）的《甘谷汉简》中，提到了时任汉阳郡长史亿，但没有姓氏，[8]其与《刘福功德颂》中的赵亿两者相距仅9年，或为同一人，存疑待考。又《后汉书·杨伦传》中有徐州刺史刘福的记载，按顺帝即位之后，杨伦就邵陵令任嘉因贪秽升迁而牵染将相大臣一事上书，其中言及“往者湖陆令张叠、萧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衅秽既章，咸伏其诛。”[9]刘福等人伏诛之事，应在顺帝即位以前，或者即位之初。而据上文考证可知，汉阳太守刘福领太守事是在顺帝之后，冲帝永憙元年至桓帝和平元年之间，故两者并非同一人。
《刘福功德颂》比位于甘肃成县天井山麓、刊于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早21年。应该是继成县西峡中段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8年）《汉将题刻》之后，[10]甘肃境内迄今所见早期的东汉摩崖刻石。由于地处关山深处，交通不便，久不为人所识，历代金石文献均阙遗不载。80年代以后，只有零星的文章介绍，但未有全面的释读和考证，实有遗珠之憾。刻石最早的发现者和保护者是恭门镇文化站站长王成科先生。他参加工作后不久，便开始积极奔走呼吁，四处筹集款项，为原先曝露于荒郊野外、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刻石，加盖了保护性建筑，使其得到了较为妥善的管理，并于1987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福功德颂》书体为隶书，结体方阔朴拙，内空外满。中锋运笔，多方折直行，厚重有力，落落大方，长笔多带篆意，短笔略带楷意，波磔质朴不显，雄劲古穆。而崖面久经风化剥蚀之后，字迹点画锋芒不显，更使其呈现出阳刚朴茂、端严宽博、浑厚苍茫的书法风貌，方正宏阔如军阵临敌，质重得体若博雅君子。值得注意的是，碑额的“汉”字，用笔圆劲高古、清奇散朗，与《石门颂》书风颇为接近。该刻石书法整体上属汉碑雄古壮美一路，但风格独特，不同于已见的东汉刻石。与其它汉隶开启了舒展活泼的八分书不同，该刻石书法，笔势仍然保留了内敛迟缓的篆书笔意，线条以圆笔为主，方笔较少。笔画圆起圆收，没有装饰性的蚕头雁尾。字形以匀齐方整为主，兼有圆润秀美，不作横向的夸张伸展。这种笔势篆意明显，以篆为用，以隶为体，兼有“楷变”趋向的书法特色，开启了《好大王碑》一路书风的先河。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是汉隶中的精品，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有很多。
关于该摩崖刻石的命名，有学者认为,因刻石地处关陇古道的恭门镇河峪村,可命名为《河峪颂》，与位于甘肃陇南成县的《西狭颂》摩崖石刻互为姊妹篇,可称为甘肃摩崖石刻南北“二颂”。此命名的逻辑，无视碑文本身的内容，强行与《西狭颂》发生关系，虽简单易记，但却有失科学和严谨。如果碑文的内容残泐无法通读，碑主名讳以及立碑年代等均失记不存，以归属地命名倒无可厚非，关键是该摩崖刻石虽然文字脱落大半，但建造年代，碑主身份、名讳以及刻碑主题都很明确，且碑文中并没有与“河峪”相关的任何文字内容。故笔者认为，依据碑文的内容，该摩崖刻石当定名作《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简称《刘福功德颂》。
笔者于2014年10月，对《刘福功德颂》进行了实地寻访调查。该摩崖刻石虽然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又于2016年6月升级为甘肃省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地处偏远，保护工作力有不逮。除了刻石表面因山体渗水出现起皮膨胀现象之外，在利益驱使下，也有不法碑贾帖贩野蛮捶拓，甚至用硅胶翻模，导致崖面污损破坏严重。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目前市面上所见《刘福功德颂》拓本，几乎全部为硅胶翻模本。与原碑拓本相比，硅胶翻模本的线条变形严重，或粗壮夸张、僵硬呆板，或纤细绵软、毫无张力，整体神采全无。由于刻石崖面石质粗糙，且不平整，原碑搨本很难做出乌黑的效果，而硅胶翻模本则几乎全部呈现出墨色匀称，黑白分明的效果。希望通过本文，能引起金石界、书法界的重视，以正本清源。
附言：原文以《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两种》、《跋新见东汉摩崖刻石之<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为题，分别发表于《书法丛刊》2016年第2期和《中国书法报》2017年第12期。河南美术出版社《原石拓本比对——东汉刘福功德颂》一书中亦有收录。本文对原文部分章节内容做了调整和增订，对于存在讹误和阙遗的铭文，亦做了更正和补充。在访碑、搨碑的过程中，得到了张家川回乡风情园展览馆办公室汪晓东先生、恭门镇文化站站长王成科先生以及甘谷石海先生的热情帮助，封泥资料由张家川电视台李玉明先生提供，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五》，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8页。
[2]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55页。
[3]范晔：《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73页。
[4]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897页。
[5]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895-2896页。
[6]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895页。
[7]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895页。
[8]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5-141页。
[9]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564页。
[10]蔡副全：《西狭<汉将题刻>摩崖略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3-25页。
说明：
此文章转自网络，其内容未经核实，
如有侵权，敬请来电告知，我们将及时删除。
联系电话：189 3925 8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