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将临海市东湖碑林中的一块石碑作为国宝推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块石碑貌不出众，何以能享此殊荣呢？原来，这块石碑上面刻有清代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道观碑文》，人称“圣旨碑”。
可是你知道吗，雍正御书的“圣旨碑”，当时竟然是“一正二副”有三块。临海的这块只是一个副本分身而已。真正的“圣旨碑”竖立在紫阳道场天台山桐柏宫中。碑高约六米，上有雕龙碑盖，下有高台碑座，高大雄伟，制作精美，一派王者风范。题额是“崇道观碑文”，而不是临海的“道观碑文”。
上图为天台山桐柏宫雍正圣旨碑残片
因为这篇碑文是雍正皇帝专门为天台山桐柏宫（崇道观）写的。碑文高屋建瓴，文采飞扬，盛赞紫阳真人及其《悟真篇》的“佛仙一贯”理念，记述修复紫阳道场的始末。文字潇洒飘逸，颇具仙家风范，实乃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
那么，雍正皇帝为什么会御笔亲书这篇“崇道观碑文”？又为什么这一篇碑文会派生出三块“圣旨碑”呢？这就要从雍正皇帝倡导“三教和合”说起。
1、雍正治国 力主三教和合
清朝的雍正皇帝，在民间传说中，是一位冷酷凶残的暴君。然而我在研究天台山文化过程中却发现，雍正皇帝其实是一位文韬武略、励精图治的有为皇帝。他在位的13年中，仅奏折批语就达20万件一千多万字。经济上，国库白银从七百万两增加到六千万两，为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图为雍正皇帝密谕手迹
文化上，主张“三教一理”，倡导“和合文化”。对三教圆融的天台山，更是关爱有加，敕封寒山拾得为“和合二圣”、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相继重修了桐柏宫和国清寺，让天台山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上图为老桐柏宫（鸣鹤观）紫阳殿
作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雍正皇帝需要儒、释、道统一的思想体系，以适应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需求。当时的三教人士难有如此思想境界，多以攻击他教来抬高自己。雍正为此多次颁谕，宣示三教一体之理。
上图为新桐柏宫紫阳真人坐像
如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敕修龙虎山上清宫上谕》中就明确宣示：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在桐柏宫致辞
2、理念相契 敕修紫阳道场
就在三教相互诋毁的乱哄哄中，雍正皇帝找到了知音，那就是道教南宗始祖、北宋时期的天台紫阳真人张伯端。张伯端《悟真篇》序中所言，与雍正的“三教一理”理念完全契合。《悟真篇》全书讲的，就是将道教传统上凝神炼气的“养命固形之术”，与禅宗澄心遣欲的“达本明性之道”融合为一，构成“性命双修”的内丹功法。
桐柏宫云海
其理论核心就是“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尤其是他阐述的心性学理，令雍正皇帝“深为悦服”。这在后来敕封禅师谕旨中有着明确表述：……紫阳真人所著《悟真篇》，不特为道教真诠，即此外集，亦释门中最上一乘宗旨……紫阳真人乃洞彻禅宗之渊微，提挈性天之纲领。朕心深为悦服。
天台山桐柏宫紫阳殿法会
这种思想理念的高度一致，就使雍正与张伯端成了跨越历史的精神朋友，进而产生了为紫阳真人在其故乡天台山修建道场的心愿。于是，就在雍正九年，给浙江总督李卫发了一道朱笔密谕：
仙境中的天台山桐柏宫
天台山闻得有紫阳真人洞府，未知可有道场观宇否？可详细留心访查。若有可应修理振兴处，密议奏闻。向来知天台僧院亦甚多，可有大丛林有名望寺院否？可将天台总景绘一图呈进……
再：葛仙翁道场亦在天台，未知与紫阳真人仙踪一事否。闻得仙翁道场俱皆消磨，符箓皆归龙虎山，未知从何代废坠。今若振兴复旧，可能查其遗迹传闻整理否？朕有一心愿，可代朕详细查考议奏。若系两事，紫阳真人道场更为切要。朕专为紫阳真人仙迹起见事也，卿可知之。特谕。
紫阳真人简介
3、李卫粗率 错定紫阳乡籍
浙江总督李卫是雍正皇帝的心腹重臣，接到密谕后不敢怠慢，很快就派出浙江粮道朱伦瀚赴天台山，“借以查勘金清港闸水利工程为题，顺道密往察看”。
李卫在雍正九年回复雍正皇帝的密折称：伊先至天台山，后到府城。考之郡邑旧志，及《赤城》、《一统》诸志，俱载紫阳真人为张用诚，字平叔，乃台之临海籍。惟《天台山志》则载：张伯端，字平叔，天台人，遇仙之后改名用诚，号紫阳。与诸志稍异。但今府城中尚有紫阳楼，传为真人故居，久已改建元坛庙，另起楼于左侧，为仙像以祀。
又因真人曾著《悟真篇》，故府治之北有悟真桥，并有悟真坊在于城北。此皆其遗迹。至相传洗浴遁去之处，在临海县西北六十里百步溪。今百步岭之半山，仅存祠屋三间，供有真人石像、题诗碑记。其在天台，惟桐柏宫有真人于此栖真修炼之迹，余无所传。
则紫阳真人确为临海人无疑也。至仙翁葛玄……惟县志所载福圣观，即桐柏宫，改建唐景云二年，并有睿宗为司马承祯置观敕……此观兴于唐而盛于宋，昔人记载殿宇之繁，基址之广，赐产之多，他处无与为比……至今只有道士范青云一人苦守于此。其符篆归于何处，则俱不得而知矣。
天台县平桥镇紫阳真人故居遗址碑
这个密折，详细反映了当时天台山紫阳道场的衰败情况。昔日“他处无与为比”的桐柏宫，此时已是庙毁人散，殿基成了坟茔，全靠道士范青云一人苦守，总算是法脉尚未完全断绝。
天台山桐柏宫紫阳殿
但是，旁敲侧击式的“密察”难以深入，加上李卫粗心大意未及推敲，竟然将桐柏宫与福圣观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观混为一谈。更为严重的是轻信康熙年间临海学者编纂的府县两志一面之词，将天台紫阳真人张伯端误认为临海人，误导了雍正皇帝，也使得张伯端籍贯成了学界争议三百年的历史公案。
最早称张伯端为临海人的是清康熙二十二年洪若皋编纂的《康熙临海县志》。同年同是临海学者冯甦编纂的《康熙台州府志》所载主体与其几无差别。《康熙临海县志》中张伯端传记的正文如下：
张用诚，邑人，字平叔。为府吏，性嗜鱼。在官办事，家送膳至，众以其所食鱼戏匿之梁间。平叔疑其婢所窃，归扑其婢。婢自经死。一日，虫自梁间下，验之，鱼烂虫出也。平叔乃喟然叹曰：“积牍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因赋诗云：“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赋毕，纵火将所署案卷悉焚之。
因按火烧文书律遣戍。先是郡城有盐颠，每食盐数十斛，平叔奉之最谨。临别嘱曰：“若遇难，但呼祖师三声即解汝厄。”后械至百步溪，天炎，沿溪中遂仙去。至淳熙中，其家早起，忽有一道人进门坐中堂，叩其家事历历，随出门去，人以平叔归云。百步岭旧有紫阳真人祠，匾云：紫阳化身处。今废。
张用诚即张伯端。《康熙临海县志》的这篇张伯端传记，令人匪夷所思。首先，该传记的文字主体是“婢女窃鱼”案，这是一个并非临海专有的传说故事。譬如常州红梅阁的版本，故事情节雷同，只是主人公由府吏张伯端变成了县吏龚子彬。
笫二，其赋诗“刀笔随身四十年”，更是张冠李戴，实为元朝福建廉访使密兰沙所作的求仙诗。笫三，所载“盐颠”情节荒诞不堪，纯属民间传说。第四，传记称张伯端获罪后“械至百步溪”即已仙去，根本没有成都得道、悟真问世之可能，与道教南宗祖师紫阳真人生平毫无相同之处。
可是该传记在正文之后，又以“按”的形式用小字附录了旧志的记载：按：旧志及一统志载，用诚临海人，曾入成都，遇真人刘海蟾得金丹术，归粹成秘诀八十一首，号悟真篇。授扶凤马默曰：平生所学尽在此矣。年九十九趺坐而化去，有尸解颂。此化身后事。
这段小字附录，当指紫阳真人张伯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区区几十个字，竟然把张伯端乡籍又抄错了。事实是，此前没有任何史料称张伯端（用诚）为临海人。“旧志”指南宋嘉定十六年，临海陈耆卿编纂的《嘉定赤城志》，白纸黑字写着张伯端是“郡人”；“一统志”，是指明天顺五年，李贤主纂的《大明一统志》，基本沿袭《赤城志》提法称张伯端为“台州人”。
洪若皋《康熙临海县志》的张伯端传记，谬误百出，为后志所不取。32年后(1715)台州知府张联元编纂的《天台山全志》，就重新将张伯端改为“天台人”。清王舟瑶编纂的《光绪台州府志》和喻长霖的《民国续台州府志》，均明确否定康熙两志关于张伯端的记载，在《考异》中批评道：“康熙旧志与临海志等载……非事实也，故不敢从”。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李卫的密折，“考之郡邑旧志，及《赤城》、《一统》诸志，俱载紫阳真人为张用诚，字平叔，乃台之临海籍。惟《天台山志》……与诸志稍异”，真不知从何说起。事实上，所谓“郡邑旧志”，只有临海学者编纂的《康熙台州府志》和《康熙临海县志》称张伯端为临海人，而清《天台山全志》和明《天台山志》(即《天台山方外志》)明确称张伯端为天台人，《康熙天台县志》则未列。
天台县平桥镇紫阳宫
密折特别点出的《嘉定赤城志》明明白白称“郡人”，《一统志》称台州人，怎么就都变成临海籍了呢？看来他们只是看了《康熙临海县志》张伯端传记的小字附录中有“旧志及一统志载，用诚临海人”的说法，连这两部志书翻都没翻就信以为真，还言之凿凿地写在密折上呈送雍正皇帝，实乃欺君之罪。李卫办事之草率武断，由此可见一斑。
一个人的乡籍无疑自己最清楚。张伯端在《悟真篇》序中自署“天台张伯端”就是最权威的依据。此后六百多年中涉及张伯端籍贯的史料很多，却从来没人否认张伯端是天台人，更没有人说过他是临海人。直至清康熙年间，才有上述临海学者首次在县府志书中提出张伯端是临海人的说法。其实，康熙县府两志之谬十分明显，故而引来后志批评者甚众。而作为雍正皇帝十分宠信的重臣李卫，竟然全然无视，还用一些后人的纪念性建筑和命名予以掩饰,以致误导了雍正。
李卫这种武断的办事作风，误事害己。说他“误事”，这份误导雍正皇帝的密折只是其中一个事例。说他“害己”，乾隆登基不久即因“办事草率”而被革职，随即“病死”。
4、事关三地 御碑制作三块
李卫根据自己对张伯端乡籍的错误判断，在这份密折中就如何修复紫阳道场的问题，提出了除桐柏宫外，再增加府城紫阳楼和百步岭两处仙迹的建议。
桐柏宫雍正圣旨碑的碑盖
雍正出于对自己宠臣李卫的信任，就依密折所奏，将在天台山修复紫阳道场的心愿，分成了在天台山桐柏宫、临海紫阳楼和百步紫阳庵三处实施。李卫对张伯端籍贯的错误认定，误导了雍正皇帝。但是，却意外地因此使得府城和百步的两处紫阳真人遗迹得以修葺保护，也属好事一桩。
雍正十二年二月，天台山桐柏宫（紫阳道场）及临海两处工程全部竣工。雍正皇帝非常高兴，为桐柏宫赐名“桐柏崇道观”，赐额“万法圆通”，三月十八日御笔亲书《崇道观碑文》：
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求长生而不知无生，执有身而不知无相法身，如以箭射空，力尽不堕，非无上至真之妙道也。佛祖云：“外其身而身存”。岂非世尊无我而有我之旨乎……
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张平叔，著《悟真篇》，发明金丹之要。自序以为是乃修生之术，黄老顺其所欲，渐次导之，至于无为妙觉，达磨六祖最上一乘之旨，则至妙至微，卒难了彻。故编为外集，形诸歌颂……
紫阳生于台州，城中有紫阳楼，乃其故居。去郡城六十里有百步溪，传为紫阳化处。又尝焚修于桐柏崇道观，岁久，香火岑寂，特命发帑遣官，载加整葺……特以联景仰髙踪，表其宅里，俾学道之士，人人知此向上一路，千途同轨，非可强分区别，自生障碍，庶几真人救迷觉世之薪传，不泯于后也。自紫阳楼，迄百步溪、崇道观三处，各为殿堂门庑若干楹，并置田若干亩以资香火，有余则以赡其后裔。雍正十二年二月，经理告竣，爰志其缘起而刻诸石。
雍正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御笔。
从这篇碑文可以看出，其实雍正对李卫办事的粗心还是有所警惕的。例如李卫将桐柏宫与福圣观混为一谈，雍正就没有上当。他考证了桐柏宫的历史沿革后，赐名是有历史依据的“桐柏崇道观”。又如李卫言之凿凿地称“紫阳真人为临海人无疑也”，雍正也没有完全相信，而是称“紫阳生于台州，城中有紫阳楼，乃其故居。”
由于此次紫阳道场修建工程已扩展到天台、临海两县三地，雍正皇帝御书的《崇道观碑文》，就被主事者制作成“一正二副”三块，分置于上述三个地方。
当然，真正的“圣旨碑”只能有一块，那就是竖立在桐柏宫正殿前方的雍正皇帝御书“圣旨碑”。它雄伟大气，制作精良，有着正宗御碑特有的雕龙碑盖和王者气势，碑文题额是“崇道观碑文”,碑身上潇洒飘逸的御笔碑文配以龙云浮雕饰框，显得非常壮观华丽。
而临海紫阳楼和百步紫阳庵二处的“圣旨碑”，因为是桐柏宫“圣旨碑”的一种副本分身，所以有碑身无碑盖，碑身亦无浮雕纹饰,而且题额也没有“崇”字，其规格气势跟桐柏宫的正宗“圣旨碑”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也因此，临海东湖这块“圣旨碑”，原先也只能“立于临海紫阳宫正殿墙后”，而不像桐柏宫“圣旨碑”那样昂首挺立在正殿前方。
令人十分惋惜的是，天台山桐柏宫的正宗“圣旨碑”，毁于文革的“破四旧”运动。精美的雕龙碑盖，由8个壮汉抬到村里，打上四个螺丝作为固定碾米机的地脚使用。动用了16人搬走的半块碑身，亦被裁成条石用于建房，还说是“废物利用”。根据现存残片实测，“圣旨碑”的碑盖尺寸为高118厘米、宽100厘米、厚30厘米，碑身厚度为20厘米。估计碑身宽约1米，高近4米，整个雍正“圣旨碑”高度为6米左右。
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百步紫阳庵的那块“圣旨碑”早已不知去向。所幸者因有临海文物工作者的精心保护，总算将府城(临海)紫阳楼的这一块“圣旨碑”碑身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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